史海钩沉:马寅初与毛泽东的人口问题论争

★史海钩沉:马寅初与毛泽东的人口问题论争
★中外宇航员生活大揭密
★从北京人口失控谈北京发展危机
★希特勒两次派人进入西藏寻找神秘洞穴
★一本名为《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的书
★解秘前苏联水星计划 密谋用海啸袭击美国


★史海钩沉: 马寅初与毛泽东的人口问题论争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马寅初
的时代虽然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他的名字,连同他的不朽名著《新人口论》,却永远留在共和国的史册中。当年那场激烈的有关人口问题的争论,同样也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建国后,马寅初以对共产党无限信赖和满腔热情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同样,也以警醒的态度审视着和平发展时期的人口问题。他将人口问题列入自己科研计划的重点项目,矢志不渝地展开攻关,并身体力行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使国家对人口问题心中有数,更好地解决生产、生活两大难题,他积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党和政府采纳了他的提议,在1953年上半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同年11月1日得出了普查结果:截止1953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仅仅4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1亿多人口。这个数字让把国家前途和命运系于己身的马寅初感到震惊和不安。
不久,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在古稀之年,率领一批助手和学生,走出京城,下浙江,到江西,上陕西,赴山东,去上海,马不停蹄地进行人口调查。与此同时,中央也十分关注全国的人口问题。刘少奇召集有关人士开会,作了《提倡节育》的重要讲话。马寅初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然而,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寅初完全相悖,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最高领袖是这样,全国各级政府也就等闲视之了。更有甚者,个别地方还对生育多的妇女给予奖励。
即便如此,认准了理的马寅初,有点“犯上”。1954年,他以人大代表的身分第三次回浙江农村调查,走访了10个县的20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围绕人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写出了调查报告。一连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表现出忧国忧民的焦虑心情。为了证明这个事实,唤起更多人的重视和支持,他找到老朋友邵力子、李德全、柳亚子、马叙伦、李达等商谈,言词恳切地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极其沉重不易摆脱的包袱。”后来,他又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提交给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由于受到毛泽东对人口问题思想和态度的影响,更由于一些人的别有用心,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他们几乎黔驴技穷,搬出了苍白无力、滑稽可笑的论调:“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并武断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马寅初对此不屑一顾,觉得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毫不妥协地说:“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因为马老先生不会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立场,人口问题的更大论争就不可能避免,而且到后来更趋白热化了。

时间过去了两年,到了1957年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泽东,与人为善地再一次提出了人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6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并大声呼唤,“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刘少奇、周恩来等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则一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
马寅初听了领袖发话,自然非常高兴,加之当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气候,因而加快了人口问题研究和写作的步伐。几个月的工夫,《新人口论》一书面世,再一次作为提案,提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全文刊载了《新人口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此举,令对人口问题研究锲而不舍的马老先生倍受鼓舞。可是,马寅初想错了,高兴早了。事态的发展对善良的马寅初来说,是料想不到的。这时的毛泽东认为马寅初的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将他连同他的《新人口论》打入了冷宫
。就连过去几年赞成马寅初的观点、对人口问题表现出关注的其他领导同志也起而批驳。
马寅初第一感官告诉他,既然中央领导同志的口径一致了,自己的灭顶之灾也就来了。但一身傲骨、坚毅执著年近八旬的马老先生不想投降,也根本不可能退却。当然,厄运也就随之而来。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据现在档案资料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200多篇。
马寅初感到个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大。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这一恳请未被批准,没有一个与他面谈。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寅初生性不唯上、不惧压,老朽之年接下了毛泽东下的战书,他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马寅初不惧孤立,风骨铮铮,有着单枪匹马,直到战死为止的豪迈气概1959年夏天,马寅初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因为马老不服输,认准了理,谈话自然是谈不拢。最后,周总理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对周总理是了解的,不到万不得已,周总理是不会说这番话的。马老在友人和真理面前,选择了真理。他对周总理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后来,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一文,严正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后来毛泽东也看了《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
这以后对他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了。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在北大校园内此起彼伏。1960年1月3日,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还规定马寅初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以戴罪之身,遭到软禁。至此,近8年的人口论争划上了句号。

马寅初这种忧国忧民的心境,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经济学家的敏锐,来源于他渊博的经济学知识。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03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学习。1907年毕业后,被清政府派往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官费留学,攻读经济学。191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业完成后,于1916年回到祖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经济系教授。1919年至1927年,出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夏,担任浙江省政府特别经济顾问。不久转往南京,任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失守后,马寅初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近古稀的马寅初以经济学家的身分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粉碎“四人帮”后,马寅初被任命为北大名誉校长。1982年5月14日与世长辞,享年100周岁。
★中外宇航员生活大揭密
 博客中国(Blogchina.com):你知道太空船中的淋浴间和马桶是什么样的吗?人在太空中还会有五彩斑斓的梦境吗?一些在地球上最日常的动作,到了太空中都变得特殊与不同寻常了。让我们来看一看宇航员——
  太空中的衣食住行“方便”不方便
  “和平号”空间站的宇航员这样描述自己使用的卫生间:“小便并不是特别困难,当需要时,宇航员仅需抓住收集尿的胶皮管,在管子的自由的一端挂着一个漏斗,为了产生抽吸的效果而打开风扇,旋开阀门,接着开始即可。尿液被收在一个废箱子里,但是在太空排大便却是一个非常吃力并且耗时的过程。并不是所有的宇航员都能够一次成功的。事实上,由于相当奇特的环境,而且也许由于在无重力的环境里宇航员体内的肠子漂浮着,内脏并不能正常工作,许多人从中间舱的厕所出来时喃喃而语:‘又失败了’。”
  在早期的航天生活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用胶布把“便袋”粘在宇航员的臀部,显然这个办法不太“安全”。后来,“天空实验室”、“和平号”、航天飞机等航天器上都有了专门的太空厕所。男厕所和女厕所分别有不同的小便收集器,大便则是通过马桶的气流抽入一个袋中进行处理。
  “神舟”五号舱内的马桶是特制的,要形成人造重力。冲马桶的概念,与我们日常生活就完全不同,不能用水冲,它是靠风机来抽吸,先把其中的水分、臭气抽掉,再把干的部分自动用塑料袋密封起来。小便也是这样,有专用的小便收集器,防止小便在舱内飞溅,以免引起舱内污染和电线短路。
  需要注意的是,太空中放屁也得小心,因为其反作用力可能会把人推走,而且还会污染航天器座舱中的环境。屁中的氢和甲烷等成分还是可燃气体,严重时可引起爆炸,因此必要的时候最好到厕所里解决,看来在太空里只好“忍气吞声”地过日子了。
  温柔的沐浴
  美国宇航员杰瑞重回地球的第一个淋浴使他觉得“轰轰烈烈”,他说:“龙头里喷出的水珠好像子弹一样打在我的身上,我感觉自己几乎要跌倒了。好一会儿,我强打精神,努力承受淋浴子弹的力量。最后,我认输了。”
  来看看“神舟”号飞船,航天员的活动空间不到6立方米,其中就包括了洗澡的地方。飞船内有一个单独的用来洗澡的袋子,还可以淋浴。在空间站淋浴时,淋浴者先跨进一个直径1米左右的圆环中,然后拉起圆环,连着圆环的折叠布筒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伸开,把圆环固定在天花板上,人就完全被罩在里面了。
  打开水龙头之前,宇航员还必须把双脚固定好,否则漂浮着的身体被水一冲就会翻筋斗,还要戴好呼吸罩和护目器,因为在失重的状态下,水会呛伤人,甚至把人溺死。这些准备工作完毕后,就可以打开喷头了。水珠会流在布筒上和身上,然后四处飘飞,由于水是定量供给的,宇航员擦身时必须关上喷头,擦好后再用剩下的水冲洗。
  洗过澡的污水不会自动往下流,需要开动水泵把水连同空气一起抽走,附在布筒上的水球要用吸尘器一点一点地吸走。淋浴的时间只有15分钟,可是事先的准备工作和淋浴结束后清理污水的时间大约要花掉两三个小时。
  黑白的梦
  宇航员在太空睡觉时,双手要放进睡袋里或者固定住。因为在失重的环境里,睡眠中的人会有四肢脱离躯干的感觉。一位苏联的宇航员就曾经自己“吓唬”过自己,他刚从睡梦中醒来,突然一双手臂飘向他面前,他顿时大吃一惊!虚惊过后才发现,原来那是他自己的手臂。其实,太空中的睡姿可以随心所欲,因为这里没有“躺着”的概念,但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一般情况下,宇航员还是乖乖地钻进固定的睡袋里好,以免突然醒来发现自己悬空漂浮,而产生如临深渊的恐惧感。
  在太空睡觉会做梦吗?许多航天员确实有过做太空梦的经历呢。曾经乘坐“哥伦比亚”号上太空的华裔宇航员焦立中说:“有时候我会梦见在太空中工作,有时候梦见自己回到了地球,在地球上做事情,所以跟地球上做梦一样。”苏联宇航员克利穆克在太空还梦见了他与妻子儿子在林间采蘑菇,还有的宇航员梦见自己的家乡、亲人和朋友。更有意思的是,曾经两次飞行于太空的宇航员列昂诺夫,他没有做过一次彩色的梦,而全都是黑白的。
  煮熟的鸭子会飞
  杨利伟升入太空后,自称食欲不错,航天食品的味道也蛮好的。“飞船入轨后大约1小时37分,我吃了在太空中的第一餐。此后间隔七八小时,我又吃了两餐,主要是小月饼、鱼肉丸子等,品种很多。”杨利伟说。
  早期的太空食品确实有点儿乏味,今非昔比,国际空间站上的食物可以保证6天之内不重样,自己喜欢的调味品也可以选择,比如芥末、蛋黄酱、番茄酱、液态的胡椒和盐。中国的宇航员照样能享受家乡菜,八宝饭、宫保鸡丁、陈皮牛肉等等,不怕不全就怕胃不够。航天飞行会导致航天员骨钙丢失,肌肉萎缩,红细胞的数量减少等,所以航天食品要针对他们的生理改变指数对膳食的营养素做出适当的调整。例如,肌肉萎缩就要求食品必须提供充足的优质蛋白质,骨质的丢失则要求食品必须提供相应的钙,以及适宜的钙磷比例和维生素D。
  经过不断改进,欧美的宇航员已经可以用普通的匙子和叉子进餐,餐具被固定在桌面上,食物依靠自身的表面张力和黏性,不会从盘子里飞走。接下来航天员要自行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别让到嘴的午餐从眼皮底下飞走!
  像骡子一样工作
  2003年4月28日13时50分,俄罗斯“联盟TMA2”号宇宙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华裔宇航员卢杰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太空工作。他曾经这样描述:“我们身穿装有小型迷你推进器的太空衣,背负着成捆的电缆线、吊竿和工具‘飘出’航天飞机。我们就像滑稽的骡子一样,步入茫茫宇宙。这就像在一座13层楼建筑物的第11层楼外工作,只不过脚底下看到的是水蓝色的地球。”据美国宇航局的统计,卢杰那天的“太空远足”长达30.58米,花费了6小时14分的时间,这个距离需要极其优秀的体能和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是太空漫步的极限了。
  宇航员在太空工作时,只要处于地面测控站的跟踪测控范围内,电子显示屏上就会显示出清晰的数字电视图像,不仅能从飞船内置摄像机看到舱内实景,而且还可以听到航天员的声音或在舱外工作的情景。甚至“神舟”五号飞船上,杨利伟的身体健康状况、心理情绪的变化也被“监视”,通过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航天测控网,通过地面测控站和大洋上的4艘远洋测量船,地面指挥员能够及时与航天员取得联络,向航天员和飞船下达各项工作指令,真可谓“千里飞天一线牵”。一位美国的女宇航员曾经说:“我们在太空的工作大部分内容,几乎可以概括成:每个人每时每刻与地面联系。对我来说,工作就是和地面通话,像课间休息一样令人轻松愉快。”
★从北京人口失控谈北京发展危机
2004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在京居住半年以上人口)1492.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6.3万人,增长2.5%,增幅提高0.2个百分点。北京人口控制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继年初北京”两会”上市政协委员、人大教授张惟英提出控制进京人口后,近日市人大常委晏懋洵先生提出”可以考虑提高学历水平或采取经济手段等方式”控制进京人口。虽然以上两位的意见遭到京外人士的猛烈抨击,但得到了较多北京市民的响应,据2005年3月 “友邦顾问市场调查”机构的调查, 42.5%的北京人认为应该控制外来人口的数量,而表示应该积极接纳的比例为32.1%,另外25.4%的人没有明确表态。
另据北京2004底新通过的规划,到2020年,全市人口将达到1800万人。显然这个规划和北京历来的规划一样,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东西。如果按照目前这个势头,到2010年,1800万人就会突破。
北京城市人口快速膨胀,带来了一连串重大的问题,弄不好,会关系到北京是否迁都。因此,引起了国人的高度重视。
一、中央国务院五次要求为什么控制不了北京人口?
从1980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和规划曾经做过五次书面的指示和批复(不算这一次新规划的批复),其中对北京城市人口有明确规定就有两次,分别是1983年和1993年对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其中,1983年的批复具体要求到2000年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市区人口控制在400万左右。1993年的批复中要求到2010年,北京市常住户籍人口控制在1250万人左右(其中市区控制在650万人左右)。但是,这两次的要求都被突破。2000年,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实际为1381.9万人;2010年1250万人的控制目标实际上在1998年就被突破(1300万人)。而预计北京到2010年的常住人口为1550万人。
仅从人口控制来说,北京市历来的规划都是失败的规划。
为什么失败?
最根本的原因,是北京城市定位发生了错误,或者说,是北京市的发展偏离了中央规定的目标。具体说,是北京不恰当地抓住经济中心不放。
控制北京人口仅是一个指标性的东西,关键是北京的城市定位。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中提出,北京”不是一定要成为经济中心”。198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更是明确指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为落实这个北京的定位,中央提出两大战略调整措施:
1.北京要”控制工业建设的规模,今后不再发展重工业”。1980年、1983年中央、国务院的意见和批复中明确提出这一点。1993年10月6日,国务院在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重申:”北京不要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不能再发展那些耗能多、用水多、占地多、运输量大、污染扰民的工业。市区内现有的此类企业不得就地扩建,要加速环境整治和用地调整。”北京的经济发展要”突出首都的特点,发挥首都的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用地布局,促进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2.从京津冀区域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发展考虑北京的产业和人口转移。中共中央、国务院1983年批复中指出:”北京的经济发展,应当同天津、唐山两市,以及保定、廊坊、承德、张家口等地区的经济发展综合规划、紧密合作、协调进行。”同时提出,要向全国输送人才,支援各地建设。
但是北京的两次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出现了严重的错位,在落实中央两大战略调整措施中,也出现了另搞一套的现象。
首先是对北京的城市定位,北京市的一些领导同志是有不同看法的。北京社科院的高起祥先生在一次研讨会上透露说:”在表面上,大家好象没有什么不同看法,没有人不赞成中央关于北京城市性质功能定位的指示。但在实际工作里头,认识上和实践 上,都有很大差距。首先对于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理解就不一样。我在市委的会议上曾经讲过,在认识上还有很大分歧,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当时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惊讶了,问我哪一级的认识不一致,我说首先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认识就不一致。因为有些领导同志直接讲过这样的话,咱们现在不叫经济中心,但是咱们现在搞就搞不叫经济中心的经济中心,不叫金融中心的金融中心,不叫商业中心的商业中心。还有的认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还需要建设吗?北京已经是了。只要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北京就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已经有了那么多高等院校,有了那么多科研机构,中央各部委的研究机构也都在北京,那么北京已经是文化中心了,就不需要建设了。因为存在着种种思想上、认识上的不一致,在实践上,北京在很多方面的工作,没有真正按照中央关于北京城市性质功能定位――全国的 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去建设和发展。”关于这一点,其实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在公开的场合中,也多次遮遮掩掩地说出来了。比如1988年1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在中共北京市第六次党代会的报告中说,虽然”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但”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必须牢固树立发展生产力的观点。”
在这样的认识下,中央国务院的两大调整措施自然不能贯彻落实。从第一点”控制工业规模、不再发展重工业”上说,北京市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工业项目不加选择、不加限制地纷纷上马。北京原有的工业结构的调整,由于在相当长的阶段只采取了加法而不是加减法并用(即主要是发展薄弱的产业,同时并未压缩应当压缩的产业),所以工业规模不但没有控制住(北京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一直在两位数),而且重工业在继续发展。如化工、冶金两个行业在80年代末的净产值、利润还占到整个工业的40%左右。北京过去搞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老三件不行了,上新三件,上彩电,上冰箱,上洗衣机;新三件又不行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确定为上汽车,上电子,上设备,上新型建村。到了90年代,北京更是积极地发展工业,兴建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诸多的、不同等级的工业园区,后来又搞了”一区七园”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以优惠政策吸引国际大企业和国内企业入驻北京,而且成果显著。仅从外资企业看,截止2002年11月,北京市累计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已有9175家,投资总额455亿美元,实际直接利用外商投资191.9亿美元。
其中,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的投资性公司119家,地区总部20家,研发机构50多家,外商驻京办事机构7976家,世界500强企业已累计有159家在京投资。据北京市外经贸委官员透露,北京的外国商社和代表处数量是全国最多的。而中国加入WTO后,外国商社和代表处更以平均每天两家的速度加快进驻,外资企业日均批准登记注册3家,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进出口公司为日均两家,世界500强企业仅在中关村设立的研发中心就迅速增加了20多家,投资额增加了一倍多。
在积极发展工业和贸易的同时,北京大张旗鼓地争建全国的甚至国际的”金融中心”。北京不但建设了”金融街”,而且在与上海的竞争中,保住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全国各大金融及保险机构总部所在地的龙头老大地位。
从第二点”与京津冀区域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发展考虑北京的产业和人口转移”看,没有很大的进展。京津冀产业同构化严重,你搞汽车,我也搞汽车;你搞化工,我也搞化工;你搞电子,我也搞电子。区域经济发展”综合规划、紧密协作、协调发展”的目标没有实现。北京一直不承认天津是华北经济中心的地位,与天津争项目、争资金、争市场。
正是由于北京在经济发展中卯足了劲头,所以,北京的经济中心地位在这二十多年中不但未见削弱,反而得以强化。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中,北京虽然也产生了相当的辐射作用,但极化效应即磁吸作用更加显著。在这里特别要提到北京错过了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一次转移产业和人口的历史机遇,即当时国家搞了四个经济特区和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在京津冀地区,只有天津和秦皇岛两个对外开放城市,当时北京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外移的趋势,北京人第一次不再把北京户口当回事,纷纷奔向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淘金。但是,这一次人口转移很快就随着北京巩固自己的经济中心地位的态势的出现,以及全国当官的重新吃香而式微。
终于,在这一风潮的推动下,北京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扩张,众多郊区县被改成辖区,城市像摊大饼一样无约束地扩大,人口急剧增加,连续突破了1983年和1993年两次制定的人口计划,并且还在急速地膨胀中。有专家哀叹:”现在北京首都的个性化失色了,首都的功能弱化了,道路拥挤、城市污染、郊区农民大量失地、古建筑被破坏的现象,都是史无前例的。北京市的盲目发展,给北京市和中央财政带来了极大负担,城市基础建设跟不上工业和人口膨胀的需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几乎成了北京市财政负担的无底洞。在这种形势下,导致北京市建成区、功能区过度集约,建城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城市中心向外低效蔓延的矛盾相当突出,北京市曾规划建成14个卫星城的目标,未能实现。”
二、北京人口失控的深层次分析
北京人口的失控,当然与北京市领导人的失误有关,但并不能仅仅归咎于北京市领导的失误。它背后有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因素。
1.北京工业发展是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
首先,北京已有的工业规模、格局有自我发展的冲动和能力。建国后,在把北京”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改造中,完全是靠行政手段,创造了一个奇迹。到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统计的工业门类是164个,北京拥有的工业门类147个,占90%以上。而北京的工业产值占到了全国的1/30。北京在那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中心。依托这样一个规模和格局,北京的工业发展有着相当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其次,北京工业发展符合北京就业和财政的需求。北京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这个比例,远远高于上海、天津,当然,更高于发达国家的很多城市。发展工业不但可以解决新增劳动力就业的需求,而且转移工业也会带来原有劳动力重新就业的压力。从财政上讲,北京的工业为财政提供了巨大的贡献。首钢的停产或搬迁之所以迟迟不能定案,就是因为首钢对北京财政及社会的综合贡献。曾经有北京市领导这样评价:首钢对北京的社会贡献额每年为60亿元,其中包括上缴财政收入20亿元,支付工资及劳动保险费20亿元,福利性支出、培训及贷款利息等20亿元。虽然我一时查不到首钢的贡献占北京市财政收入的份额,但仅从石景山区的情况来说,首钢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一部分留在石景山,就占了整个区财政的60%以上。做为一方领导,就业和税收的考虑无可厚非。
再次,北京工业发展也符合国家发展的目标。上世纪后二十年,正是中国要实现两步走、奔小康的关键时期,北京工业占了全国工业总量的1/30,其份量至关重要。国家的发展需要北京的工业发展,北京工业发展支持了国家的目标。因此,就在中央和国务院眼皮底下,北京工业的发展并未引起他们的更多不安。而这种默认甚至是赞许(邓小平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视察首钢时对其争创”年产千万吨钢”的规划就大为赞赏),成为北京工业发展和保持经济中心的重要因素。
2.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某些部门的既得利益考虑巩固了北京的经济中心地位。
从政策上说,最重要的就是 “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从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实行的这一政策,在大大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强化地方负责意识的同时,也强化了地方利益,其消极后果之一就是普遍出现的”地方封锁”与”以邻为壑”。不独北京,所有地区在发展中都在打自己的经济小算盘,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按照项目合理化和区域整体协调来考虑经济发展问题,每个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最终目的一是GDP挂帅的政绩,二是包干体制下的财政收入。应当说,在财政包干政策下的北京领导人的行为有其合理性。
从国家某些部门出于既得利益考虑而客观巩固了北京经济中心地位看,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北京的金融中心上。北京要建金融中心,就要把中国人民银行和全国各大金融及保险机构总部留在北京,可这并不是北京自己能说了算的。但是,这些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并不愿意从北京迁往上海,因此,不但保住了北京已有的金融格局,而且不断有外国金融机构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从而强化了北京的金融中心地位。
在其他如重大项目和经济、产业政策上,北京也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比如北京建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还有一个独特的因素,支持了北京的经济中心地位,那就是北京的高考优势。极低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占尽了”首都”优势,吸引了众多的经济项目落户北京和众多国内企业家和海外人士到北京投资创业,而北京给了这些财富人士以相当的政策优惠。北京的”高考移民”到底有多少,我估计不会是小数。
3.中国社会的进步使北京人口提速。2000年后,与全国同步,北京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这以后北京人口的增长出现了加倍的趋势。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起,北京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主要就是机械迁入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北京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增量的主体,1991-2004年,在全市增加的人口中,外来人口占到63%。而这一趋势在新世纪更显突出。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外来人口更加自由的进入北京,并成为常住人口,是有其经济和社会规律的,这也是一个进步的社会指标。
回顾历史,北京人口失控的事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这一事件的发生,既有必然的一面,也有我们工作失误的一面。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如何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给以因势利导,使事物向着更加合理和科学的方向发展,减少发展的代价,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个严峻考验。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应当汲取丰富的经验教训。
三、北京发展的趋势
北京人口的失控,已经带来严重的后果。仅从经济上算帐,北京二十年的现状发展创造出的效益,未必抵得上南水北调的巨大投入。如果从生态、人民的幸福指数、北京的文物损失、土地损失等方面综合考虑,北京的现状发展到底是一笔什么帐,那更不好说。
北京的人口失控,将导致不可收拾的结局。其中最主要的是水资源的制约。2000年,北京人均可利用淡水资源仅为284立方米,是全国人均水平的1/8、世界人均水平的1/30,大大低于1000立方米/人的重度缺水标准。北京市的用水需求比1949年增长了40倍,目前年用水40亿立方米,而2000年的来水量仅18亿立方米,需求已经超出了区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为解燃眉之急,北京市大量开采地下水,透支子孙后代的”救命水”。过度超采地下水,致使北京平原地区已经出现20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此外,每年还要从更为缺水的河北、山西地区调水。
万里等老一辈领导人和许多专家都指出北京有迁都的危险。而国家领导人既不想迁都,又不能使北京的人口降下来,终于下决心上争议大过三峡工程的”南水北调”工程。这个工程的静态总投资额大约为1548亿元人民币,大大超过了三峡工程。这一工程在2010年完工后,可每年向北京送水10-15亿吨。
但是,如果在2020年,北京市拥有1800-2000万的人口,即便南水北调调来15亿立方米的水,北京的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也将由2000年的284立方米左右,降低到250-280立方米。这意味着未来南水北调成果被北京市人口增长完全吞噬。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目前北京年供水量40亿立方米,其中一半以上靠地下水补给。北京市过度超采地下水,不但透支子孙后代的”救命水”,而且致使北京平原地区已经出现20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15年后,北京还有多少地下水可采呢?
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都清楚地说明,在当前形势下,北京实行有效的人口规模调控,已关系着城市最终的发展命运。韩国人迁都,居然拿北京做例子,来说明其必要性。下面这句话并非危言耸听:北京人口仍然是影响北京发展甚至首都地位的首要问题,弄不好,迁都的问题还会提出来。
对于北京今后人口的发展趋势,有两种预测。一是北京新的城市规划预计人口在2020年达到1800-2000万人,一是有专家估计北京人口在达到1700万人后,会自然回落。我认为第二种预测是太乐观了,北京现在的人口在瞬间已经达到了1700万人。如果不加控制,北京人口在2020年甚或会超过2000万人,就如同前两次北京的规划都被突破一样。
控制北京人口,有许多的建议。现在能看到的建议如提高学历门槛,大多是舍本逐末,隔靴搔痒,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不具操作性。要控制北京人口,就要研究为什么人口机械增长,即为什么外来人口要到北京来。这里面有正常的部分,如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进入,北京文化科研事业发展需要的人才的进入,这些都压缩不了。能够压缩的,是北京经济中心所带来的人员的进入,以及其它北京不正常优势吸引的人员的进入。
只有北京坚决地放弃事实上的经济中心的地位,才能有效地遏制人口的失控。北京能下这个决心吗?国家能支持北京下这个决心吗?
比如,北京能否做到不做金融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和全国各大金融及保险机构总部迁往上海?
又比如,北京坚决放弃一般的制造业,将已有的制造业迁往外地?
一个首钢,就让北京犹豫了二十年。那么,问题不象首钢那么突出的其他制造业企业,北京能撒手吗?
如果以上北京和国家能够做到,那么还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调整北京行政区划。杨子实先生在《中国行政区划建议调整方案》中提出:”对于北京、天津以东、以北的秦皇岛、唐山、承德、张家口4个地级市以及京津中间所包围的隶属于河北廊坊的三河、大厂、香河3市县,我建议划归北京,组建一个首都特别行政区–北京都,这样可有利于北京大都市辐射作用的发挥,促进京北、京东这一带相对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为实现区划版图的完整,将天津蓟县也划入本行政区。原北京直辖市在行政级别上或领导级别上往往要高于其它行政区,但其区划范围偏小,与高配的行政级别很不相称,如果按这样的方案进行调整,北京都的面积达到1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000多万,其作为首都行政级别高于其它行政区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原设在河北省境内的部分中央直属单位及北京市属单位(如北戴河、最近迁到曹妃甸的首钢等)也摆脱了飞地状态的尴尬。”
――国家教育部减少北京高考的政策优惠,减少北京的高考移民。仅以北大、清华为例,现在它们招生指标的10%放在了北京,能否逐渐下降到5%?以北京人口发展到1800万计,它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过1.2%,5%仍然四倍于它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小结:北京的人口控制关系到北京的命运与前途。北京的人口控制要遵循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和公平原则。北京只有彻底放弃经济中心地位,并且从国家行政区划的调整方面予以考虑,控制北京人口才有可能。
★希特勒两次派人进入西藏寻找神秘洞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的西藏远离战区,躲过了战火与硝烟,但并没有躲过纳粹德国的视线。1938年和1943年,经希特勒批准,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亲自组建了两支探险队,他们深入西藏,寻找“日耳曼民族的祖先”———亚特兰蒂斯神族存在的证据,寻找能改变时间、打造“不死军团”的“地球轴心”。1945年,苏军攻克柏林后,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前身)军官在德国帝国大厦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名被枪杀的西藏喇嘛。这一切都使纳粹在西藏的秘密行动成为二战中一个难解的谜团。
  希姆莱想打造神族部队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大肆鼓吹种族优越论,称人类每700年进化一次,最终目的是将雅利安人(在纳粹语言中,雅利安人有时指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更多是单指日耳曼人)这样的“优秀”人种进化为具有超常能力的新人类。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他在组建党卫军之初,便明确规定,只征召那些身高在5英尺9英寸(1英尺=0.3米,1英寸=2.5厘米)以上、金发碧眼、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纯正雅利安血统的年轻人。在选拔党卫军军官时,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求被选拔者能够证明自己的家族自1750年以来未曾与其他种族通婚。为印证元首的理论,希姆莱在1935年,组建了一个服务于纳粹教义的“祖先遗产学会”,网罗了包括医学家、探险家、考古学家甚至江湖术士、精神病患者在内的各色“专家”,对人种、血统、古代宗教、古代遗址、神话传说等进行考察研究。到战争结束时,该学会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0个部门的庞大机构,它不仅对犹太人进行活体实验,还通过占卜、占星等手段指导德军的军事行动。
  在欧洲,长期流传着一个关于亚特兰蒂斯(大西洲)的传说。在传说中,亚特兰蒂斯大陆无比富有,那里的人是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族。有关它的文字描述,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50年撰写的《对话录》中。他写道:“1.2万年前,地中海西方遥远的大西洋上,有一个令人惊奇的大陆。它被无数黄金与白银装饰着,出产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属———山铜。它有设备完好的港口及船只,还有能够载人飞翔的物体。”亚特兰蒂斯的势力远及非洲大陆,在一次大地震后,这块大陆沉入海底,一些亚特兰蒂斯人乘船逃离,最后在中国西藏和印度落脚。这些亚特兰蒂斯人的后代曾在中亚创建过灿烂文明,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向西北和南方迁移,分别成为雅利安人和印度人的祖先。一些纳粹专家宣称亚特兰蒂斯文明确实存在,并认为雅利安人只是因为后来与凡人结合才失去了祖先的神力。希姆莱对这个神话传说深信不疑,他相信,一旦证明雅利安人的祖先是神,只要借助选择性繁殖等种族净化手段,便能创造出具有超常能力的、所向无敌的雅利安神族部队。
  详细调查藏族人的体貌特征
  为了寻访先祖遗民,1938年,希姆莱奉命派遣以博物学家恩斯特·塞弗尔和人类学家布鲁诺·贝尔格为首的“德国党卫军塞弗尔考察队”奔赴西藏,这支队伍的其他成员还包括植物学家、昆虫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这些纳粹分子拍摄的纪录片《西藏秘密》显示,他们受到了不了解他们目的的当地领主的款待。但是,这群心怀叵测的党卫军成员并没有忘记他们此行的任务。贝尔格测量了很多西藏人头部的尺寸,并将这些人的头发与其他人种的头发样本进行比对;他们还通过被测者眼球的颜色来判断其种族纯净程度;为保留数据,这些纳粹分子用生石膏对十几个藏族人进行了面部和手的翻模,制作了这些人头部、脸部、耳朵和手的石膏模型。
  这次考察中,队员们还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有一个名叫沙姆巴拉的洞穴,据说那里隐藏着蕴含无穷能量的“地球轴心”,谁能找到它,就可以得到一种生物场的保护,做到“刀枪不入”,并能够任意控制时间和事件的变化。1939年8月,考察队回到德国,受到希姆莱的热烈欢迎。希姆莱向塞弗尔颁发了“党卫军荣誉剑”。1943年1月,纳粹在慕尼黑大学设立了以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命名的考古与人类学学院———斯文·赫定学院,塞弗尔经希姆莱推荐,被任命为首任院长。与塞弗尔同行的贝尔格也被希姆莱提升为党卫军高级军官。由此可见,纳粹分子的第一次西藏探险活动,受到了纳粹高层的充分肯定。
  寻找“地球轴心”
  1941年12月底,在苏联战场上的德国军队以损失50万人、1300辆坦克、2500门火炮的沉重代价,在莫斯科会战中遭到惨败。同年冬,百万德军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陷入被动。面对些坏消息,希特勒和他的总参谋部一筹莫展。
  此时,希姆莱也在为如何摆脱军事上的被动处境冥思苦想。他一方面组织江湖术士通过在大西洋地图上悬挂吊锤的荒唐办法,来寻找盟军舰队。另一方面,他想到了那个在遥远东方的“地球轴心”。此后,希姆莱面见希特勒,提出派遣一支特别行动小分队,前往西藏沙姆巴拉洞穴,找到那个能够控制全世界的“地球轴心”,然后派数千名空降兵到那里,打造一个“不死军团”;与此同时,可以颠倒“地球轴心”,使德国回到1939年,改正当初犯下的错误,重新发动战争。为此,希姆莱与希特勒密谈了6个小时,还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2000页的报告,其中的一张地图标出了沙姆巴拉的大体位置。
  1943年1月,由海因里希·哈勒率领的纳粹五人探险小组秘密启程赴藏。曾是职业登山运动员的哈勒是一名出生在奥地利的铁杆纳粹分子,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纳粹党。1938年德奥合并后,他又加入党卫军。在一次瑞士举行的登山比赛中,哈勒一举夺冠,充分展示了雅利安人的“优秀品质”,受到希特勒的亲自接见并与其合影留念。哈勒等人的旅程并不顺利,1943年5月,他们在印度被英军逮捕。在几次越狱失败后,哈勒等人总算成功逃出战俘营。开始,他们打算投奔日军,但后来还是决定继续执行寻找“地球轴心”的使命。由于当时的英国印度总督派驻西藏的官员理查德森对德国人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冒充德国商品推销员的哈勒开始了他在西藏的七年之旅。没有人能够说清哈勒和他的探险小组都去了什么地方;有荒唐的传说称他们最终找到了“地球轴心”,但不知道怎样操纵它。也没有人说得清哈勒手下的3个同伴去了哪里,因为直到战争结束时,哈勒的探险小组中只剩下他和希姆莱的心腹彼得·奥夫施奈特。1948年,哈勒在拉萨成为达赖喇嘛的私人教师和政治顾问。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哈勒仓皇逃往印度,为逃避审判,他选择了定居列支敦士登。此后,哈勒与达赖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1977年,当一些知情者揭露了哈勒的纳粹分子身份后,达赖竟然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为他的这位“恩师”辩护说:“我当然知道海因里希·哈勒的德国背景,而且是在德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忏悔人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时候。但是,我们总是被‘咬输了的狗’所感动,并因此认为,德国人在40年代末已经受到盟军的足够惩罚。”后来,哈勒撰写了回忆录《西藏七年》,但在书中并没有透露他受希姆莱之命秘密寻找“地球轴心”,以及他纳粹分子的真实身份。
  目前,按照德国官方的说法,纳粹第一次进入西藏所拍的纪录片在1945年秋天的科隆大火中被烧毁。哈勒1951年从拉萨回到奥地利时随身携带的大量档案被英国人没收,哈勒本人也已死去。纳粹进入西藏的档案保密级别较高,按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规定,有可能在2044年后解密,也有可能永远尘封在历史中。
★一本名为《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的书
曾是宋美龄秘书的张紫葛近日写了一本名为《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的书,道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关于蒋宋联姻,宋美龄初时拒绝、宋霭龄积极包办、蒋介石为联美而婚等传说几乎已成定论。但张紫葛在书中却批驳了这些说法。 他写道,当宋美龄听到自己的一位得力助手也相信这些传闻时,曾用指头敲着桌子说:“我的朋友,我简直没想到你也相信这些编造出来的谎言。”宋美龄接着说,她1922年在孙中山家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时就被对方迷住了,“他远比我二姐夫(指孙中山)英俊”。两人一见钟情,当即互换了电话号码,其后便开始鸿雁传书,感情与日俱增。不久,蒋介石向孙中山吐露了对宋美龄的爱慕之情,并想请宋庆龄帮忙,“孙文表赞同,而孙夫人(即宋庆龄)则极力反对”。大姐宋霭龄初时也曾附和母亲一道反对这桩婚事,但后来被宋美龄说服,“这桩婚事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
蒋介石解密日记:宋美龄在婚后曾经不幸流产
说起宋美龄,不得不提到她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从小接受西式教育的她,已经成为近代的传奇女性之一,而她和蒋介石的婚姻,更曾被视为有政治目的,因为两人婚后一直没有生育。但是在蒋介石已经解密的日记摘本上,却记载了“夫人小产,病益甚”这段话,透露出宋美龄曾经流产的内幕,蒋介石也曾经在日记中表示,希望上天能让妻子生儿育女,弥补人生的不足。
蒋介石和宋美龄两人的婚姻也许一开始有政治考虑,不过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欣赏也可以从日记中的一段叙述“才华德容、恋恋难忘”得到证实。虽然两人的感情是在婚后开始培养的,但在公开场合,都不难看到两人亲密扶持的景象。
母子不和远走美利坚
到台(和)湾后,纵然宋美龄在对美“外交”上仍居一言九鼎之地位,然其政治权力显然已逐步受挫,她的最大对手不是别人,乃是蒋经国。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无法忍受她和孔家兄妹权充“后座司机”,他要独当一面,开创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说:“经国先生与夫人对外交的意见不一致。夫人便对经国先生说:‘好,如果你坚持己见,那就全由你管,我就不管,我走了。’自此夫人便到美国纽约,一直都不回来。而经国先生的个性很强,他决定的事情便一定要办到,所以也不大管夫人的意见。”
1975年9月16日中午,宋美龄搭乘“中美号”专机离台赴美,行前发表3000字的《书勉全体国人》,说:
一生驻颜有术衣食考究
宋美龄一生都非常重视身材和容貌的保养,到了晚年更是精心呵护,这在士林官邸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很可惜宋美龄患有皮肤过敏症这一顽疾,所以,有时仅仅因吃了一点海鲜或沾了一些花粉,就会旧疾复发,非常难受,也很影响她的美观。 因此,手下人服侍她时,方方面面都必须小心翼翼。宋美龄曾到白宫做客,由于她的皮肤过敏,每天都要换几次床单,可不知内情的白宫侍从们对宋美龄这一习惯却是抱怨不已。
宋美龄在她百岁的生命中,几乎每天都要化妆,而且一向不假手他人,没化好妆、梳好头,她是绝对不会下楼或是出门见其他人的,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宋美龄大概不太希望别人见到她的庐山真面目,据说即使是蒋介石也很少见到卸下妆的宋美龄。
对于容貌上的先天不足和日渐衰老,宋美龄只有依赖化妆品来弥补和遮盖,但是对体重她不用这么费心,她一生都控制得格外好。她的侍从说,由于她对自己身材的保养格外重视,几乎每天都会用磅秤称自己的体重,只要稍微发觉自己的体重重了些,她的菜单马上随之更改,立刻改吃一些青菜沙拉,不吃任何荤的食物。假如体重恢复到她的标准以内的话,她有时会吃一块牛排。据侍从们讲,宋美龄有一样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就是爱吃有骨头的食物,也不吃肉多的部分,单单喜欢啃骨头,比如鸡翅膀、鸡爪子之类的东西。是不是这类食品吃了不会使人发胖,就无从考证了。而且早年,她为了控制体重,曾经常吸烟。蒋介石是不喜欢闻到烟味的,更不允许人们在他面前吸烟。所以,宋美龄为了尊重夫君,就在自己书房里边抽。这个为身材而抽烟的习惯大概只维持了几年。也许,宋美龄觉得这个方法有些舍本逐末,就放弃了。
宋美龄花了大气力来保持身材,自然对服饰也十分地讲究。但她最喜欢的衣服式样大概应算是旗袍了。据士林官邸的侍从们介绍,宋美龄超大型衣橱里的旗袍堪称世界之最。宋美龄有一个超级勤奋的裁缝师。这个裁缝师叫张瑞香。早在大陆时期,张瑞香就跟着宋美龄走南闯北,寸步不离。士林官邸内务科的人都清楚,除了过年那天休息一天之外,一年364天,张瑞香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为宋美龄制作旗袍,而且他只为宋美龄一个人做。由于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太太们投宋美龄所好,送礼之中多半有衣料,长年不断的绫罗绸缎,足够张瑞香一年忙到头的。凭他一个熟练的裁缝师,大约每两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每做好一件,他就喜滋滋地把新旗袍捧到宋美龄面前邀功请赏。可是在侍从们的眼里,宋美龄的旗袍穿来穿去,总是那么几套,从来没有太大的更换,令手下人不解:不知道是宋美龄不喜欢穿新衣服,还是她只喜欢用纯欣赏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几乎每件新旗袍做好之后,宋美龄都只是大略地看一眼,就命人拿到自己的衣橱里妥善保管,从没见她再穿过一遍。这大概只有用“旗袍癖”来解释了。
晚年生活凄凉
移居纽约后,宋美龄大部分时间住在孔祥熙所购置的长岛蝗虫谷巨宅,其贴身侍从钟爱民回忆说,大家一到蝗虫谷的第二天,所有侍从和警卫人员就开始对房子进行大扫除。清扫过程中,宋美龄授意把旧物全部烧掉,其中包括很多她亲手作的画和一封蒋介石写的亲笔信。
因蝗虫谷的住宅靠海,每逢秋冬,寒气逼人,交通又不便,如遇大雪,顿成与世隔绝之孤岛。1995年,宋美龄索性把它卖掉,搬到纽约曼哈顿一栋15层高的普通公寓,从此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除了每日作画,宋美龄概不见客,2000年农历春节前夕,曾有一位贴身随从提着两罐乌龙茶(这是宋美龄最爱喝的一种茶)去探望她,却未被允许进门。独居期间,孔令侃、孔令伟和孔令杰三个晚辈相继辞世,张学良也在几年后作古,仅留下她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代表着那个年代与过去的延续。但令人遗憾的是,宋美龄始终拒绝作口述历史和撰写回忆录,对国史而言,乃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宋美龄还在接受专访时表明,死后想葬在纽约。
★解秘前苏联水星计划 密谋用海啸袭击美国
http://news.163.com 
  
  北京青年报2005-03-24: 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竞争从外太空、空中到陆地、海洋、海底,无处不在。但很少有人知道,两国在地层深处也在进行争夺,争夺的目标是用地下核爆炸制造“可控地震”。
  地震武器威力巨大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苏联的一系列核试验引发了伊朗、芬兰等国的强烈地震。这一现象立即引起了苏联军方的高度关注。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地下核爆炸释放的能量可以通过对地质结构的作用和岩层的传递,在距爆炸中心很远的地方聚集起来,而且能量很大;如果再有一次核爆炸或地壳的自然运动,就极易使该地区发生地震及地震导致的海啸。从理论上说,依靠地下核爆炸所产生的定向声波和重力波,就可以在敌方境内的特定地域人为地制造地震或海啸。有关试验表明,当量为1万吨TNT的核爆炸可以诱发里氏6.1级地震,而当量100万吨TNT的核爆炸可以引发里氏6.9级地震。这种“地震武器”的破坏能量远远超过同当量的核武器,但比核武器更加隐蔽且无法拦截和防御。
  赫鲁晓夫提出计划
  苏联科学家的发现,曾使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兴奋不已,他手指世界版图,向有关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构想:一旦苏美发生战争,就向北美大陆海岸投掷超级热核炸弹,用几十次海啸淹没北美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苏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在内的一批科学家很快投入到这项高度保密的研究工作中。
  疯狂计划被迫停止
  然而,大量计算表明,北美大陆架海域的深度不足及延长线过长,使得海啸强度会大大降低。于是,这项颇为诱人的“水淹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就此中止了。
  不过美苏科学家从没放弃过相关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曾用深海探测仪寻找大洋下的地层断裂带,苏联特工也乘坐特制的深海潜水器找到了太平洋洋底的断裂带。到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阿塞拜疆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研究人员所积累的理论和实践方法“可使我们影响地震的级别、威力、周期……有可能将地震能量转移到所需地区,从而构成旁系地震带”。
  “水星”研究计划
  1987年11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正式下达了第1384―345号命令,正式批准执行代号“水星”的研究计划。按此计划,苏联科学家曾成功地利用一些装置控制了地震能的释放方向,并使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发生了地震。有人甚至指出,1988年导致4.5万人死亡的亚美尼亚大地震其实也是这项研究的意外恶果。
  目前,人们对“地震武器”还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它在定向性、动能传递、时间控制等诸多方面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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