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条生理常识（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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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长时间微笑和利健康、52、强忍泪水等于慢性自杀、53、小便时咬紧牙齿有益健康、
54、打喷嚏时不能捂嘴、55、早晨一杯水很重要、56、白开水超过三天不能喝、57、每天一杯咖啡好处多、58、咖啡要趁热喝才好、59、酒后喝咖啡易发高血压、60、喝下午茶有益增强记忆. 　　

今 日 看 点：2015-12-22▲◆★●■☆

评文革：毛泽东与刘少奇注定要翻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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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文革：毛泽东与刘少奇注定要翻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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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生变 奥巴马急招东盟首脑围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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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再爆“红色名单” 王岐山神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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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公安部带走数十券商高管 傅政华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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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之夏的上海社保风暴 陈良宇案历史的回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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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之夏的上海社保风暴 陈良宇案历史的回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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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文革：毛泽东与刘少奇注定要翻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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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2015-12-21：彭真、杨尚昆都分别问过刘少奇之子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真让人哭笑不得！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彭、杨等毛泽东、刘少奇的老战友，而又不好开口的问题。其实，成千上万的非当事者也在寻求答案，我们又何尝不是成百上千次反复自问？显然，这已成为千古之谜了！既然要坚决避免“文革”悲剧再度发生，就要深深吸取教训。这就必然要解答、搞清“文革”的起因不可。本文选自《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作者刘源、何家栋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少奇与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在中南海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刘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为何被打倒？毛为何要发动起全民搞个“天下大乱”，砸烂自己建立的“旧世界”？当然要致力于找出毛泽东与刘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旧世界”的歧异和矛盾。回避、掩盖这一事实，不管动机多么美好善良，无异于对历史和子孙犯罪。

“文革”伊始，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就指出：要联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不久以后，又坦言决心倒刘起自“二十三条”之时。本文正是从1962年切入，重点叙述了政家学者无意或不愿涉足深究的、连当事人也几乎噤若寒蝉的“四清运动”的始末，分析毛刘的同异，探得“天壤之别”的两种指导思想。追流溯源，追到“新民主主义制度”；又山高水长，简括出两条“南辕北辙”的建国思路。这不就是毛所指责的“两条路线”？不正符合了毛所强调的“路线斗争”？无可争辩的是，没有“从不让步”的“原则问题”（毛泽东语），毛泽东决不会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和半数以上的老革命、老战友。若生前尚有被“逼宫”之虞，“响应者无几”，“我死了怎么办”（毛泽东语）？我们看到毛泽东确实是忍无可忍才“炮打司令部”。不过，历史和实践纠正了黑暗的10年中被颠倒的是非。

我们正是试图提出一种“文革”起源说，讲清“来龙”。至于“去脉”，不属历史命题所关注的范围，留给读者们去想。所以，也可能是解开了许多谜团，提出了更多的爆炸性大问题。正是这些大问题，曾经启发刘少奇去探索，并引导着集体智慧，凝结出光辉的邓小平理论。仍是这些大问题，驱使我们去追求，为新一代扫清道路，朝着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迅跑！1998年，尽管有下岗风潮的苦恼，又抵抗了百年洪灾，但世所公认：相比周边邻邦及全球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当不错。回忆、叙述、总结过去，总是要联想现实，我们会更深地感到：几千年来梦寐以求，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吃饱穿暖了；在这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国家的领导集体不也是历史上最团结稳定、少有错误的吗？看现实，又总要追寻过去：今天的一切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60年代前期，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过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过去，通称为“四清运动”。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自我教育为主的运动，虽然夭折，但作为政治改革的一次可贵的尝试，与同时期成功的经济改革尝试一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尤其是刘少奇为中国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启迪后世，在历史中闪耀着光辉。然而，也留下许多疑点、谜团和重大课题，待我们去解答。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指导思想上的同异，他们分歧的根源，至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融于我们的言行。

“四清运动”的由来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文革”初期，刘源询问父亲，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的回答正是从这一幕开始的。

“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万家墨面，千村萧索，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出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即去武汉了。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大家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称的“西楼会议”。

讨论时发现当年的预算仍有巨额赤字，5年累计赤字十分惊人；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逆差，不是缩小而是更大了；各方都十分吃紧。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说：“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认为国民经济处在“非常时期”，要求大家必须拿出一整套经济、政治方针，“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之后，又在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对严重的困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3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政冶局常委，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多数常委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报告草稿。鉴于前三年经济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害怕将困难估计过头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

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央决定，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邓子恢谈农村工作时说道：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会满意的，在分散的地区有一些农户单干也应允许。会上还谈了许多有关工农业生产、内商外贸以及对外政策的问题。

刘少奇赞同这些主张，他有句名言，就是“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退是为求得平衡。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欣赏“冒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平衡优于平衡”的毛泽东看来，“退”就是复辟。

事关重大，要请毛泽东作决定。正好毛的秘书田家英调查回来，向刘建议搞包产到户，刘少奇叫他请毛主席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她说对了，田家英果然领会错了毛主席的意思。

盛夏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云同志立即约毛，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亦感觉毛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

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就发生了前面叙述的那一幕。

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长舒口气，以为雷霆已过。

1962年7月、8月，在北戴河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村工作，生产、粮食、商业等问题。10天的预备会，讨论井然有序，富有成效。

8月6日，会议正式开幕。出人预料，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与矛盾问题，他特别提出“中国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承认阶级存在，就应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他进而提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讲话石破天惊，原定议程全部被打乱。所有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再进行讨论。会议转向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以后的会议期间，毛还多次发言和插话，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将“资本主义农业专家”的大帽子扣在邓子恢同志头上，从而上纲到“资本主义复辟”，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成了搞复辟的修正主义。

正值此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这本是一种维护党员最起码权利的作为，却被误认为是向党挑战，冠以“翻案”，遭到严厉批判。

在继而的发言中，毛泽东大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住我们手里！”要坚决“反修、防修”，讲了那段著名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及斗争为纲“。

刘少奇本以为在游泳池的谈话，已经平息了毛泽东的火气，取得了理解。毛突如其来的狂轰滥炸，使刘大感意外。经过短暂几日考虑，刘在接下来的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得多了，同意毛的观点。他发言的有些地方，甚至比毛还有过之。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我们必须回到当年的现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识40年，同为世所公认的大革命家、阶级斗争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巨匠人师。而满座各级干部，几乎各个都是阶级斗争的专家和获胜的佼佼者，衷心拥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十分不易，难免有失落之感，新学吃力可想而知。”经济大革命“惨败，刺激和冲击是既恼火又无奈，提起阶级斗争，这些行家里手无不热血沸腾，何况振臂一呼者，是统领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肯定一呼百应。

当时，国际上内忧外患，相当紧张。各级负责人的神经也相当敏感，是自然的。另外，长期以来，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腐败丛生，愈演愈烈。当然，比起现今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已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在这一点上，毛刘完全一致，疾恶如仇，同仇敌忾。在场的老革命们，久沐毛刘思想理论熏染，对蜕化变质，一片喊杀，群情激昂。

毛泽东选择”阶级斗争“这一题目，是任何人都无法、也不可能反驳的。历史对老一辈革命家们自然拥护阶级斗争的决策和激情，都无可厚非。作为后人，必须尊重历史。

当时，刘少奇还处于两难境地：其一，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损害毛的威望和形象；其二，既要将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又不能反对阶级斗争，如果节外生枝，把经济调整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一切皆空，或搞成第二个”庐山会议“，更遭殃了；其三，党内许多同志，害怕毛直接抓经济，又不能不确认毛的领导权。

毛泽东自己对经济工作也是心灰意懒，又不能不过问。而阶级斗争正是毛的长项，使他精力专注于此，既利于抓好党风廉政，制止腐败，又利于经济调整，共渡难关。何乐不为？

刘少奇作了最大的努力。他在自我批评的同时，维护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的正确性。在北戴河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总结、布置传达时，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因此，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们的干扰，妨碍工作。”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同意“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刘保住了“中心”工作，接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毛刘总算一致了。毕竟，调整工作保了下来，纠错改过之举，付之于行，诸项政策迅速见效，经济很快好转复苏。一直坚持到“文革”前，毛确实没有再对经济工作发表多少意见，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

经济调整的基本趋向，是按刘少奇所说的“退”。从超阶段的一系列体制和做法退到适合现实的基础上来，从“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幻想中退向“新民主主义秩序”。尽管远远谈不上“退够”，但作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成功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可贵的尝试，为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的现成经验。至今，我们仍在向“初级阶段”“退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之路上“退够”。

当然，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要见诸于行动的。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这里请注意：毛强调的是“教育”，刘讲的是“阶级斗争”。对象是经济领域里的腐败分子。

在这次会上，毛刘共同确定在全国开展“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在城市里发动“五反”，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在农村主要是搞“四清”，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运动发展到后期，几乎全简称为“四清”。所谓“清”的内容，前后又有多种解释。开始，基本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缘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可避免，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带有极强的“左”倾色彩。关于其性质、目的和方法，两位主席各有各的思路，看似一致，其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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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合神离的合壁

1963年4月、5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回到昆明时，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已经制定出来了。文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明确指出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刘对“前十条”未表异议。

早在1961年，刘少奇与王光美在湖南农村蹲点44天，对基层存在的复杂问题深有感触。尤其是不说真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少地方的领导机关靠听汇报、下指示做工作，重形式而轻实效，以瞒和骗来应付差事。要了解真实情况，就得深入群众。因国务繁忙，不可能离岗，所以他就让王光美下去蹲点。他强调要“扎根串联”，“背靠背”，为的是听到真话，了解真情。后来被人指责为“不相信群众，搞神秘主义”。

1963年10月，中南海里刘少奇所在的党支部对他进行了一次批评，大家担心王光美下乡后，刘少奇的健康。因为刘少奇有失眠症，服安眠药才能人睡。如果夜间无人照料，药劲来得猛，极易摔倒。党支部反对王下去，严肃地要求他接受。刘认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见，但工作任务又必须完成”。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主意：在地板上打地铺，以解众忧。一直到1968年病危，刘少奇睡了5年地铺。

王光美第一次下乡是1963年11月，历时5个月。地点是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她离京前问刘，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每月回来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毛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义。王光美说，她是真心实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指导思想的，但也仅限于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的干部经济退赔从严要求，或对基层干部工作的难处不够体谅。至于如何挖上边的根子，就非她所知了。

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即《桃园经验》报告。报告的用语十分尖锐，甚至激烈地指斥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两面政权”。但是，直到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出，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只撤了原支部书记的职，仍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其他犯错误的干部，检讨退赔后，取得了群众谅解，都恢复了工作。证明桃园的运动，并没有上升到对敌斗争的高度，确实是一场教育。

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在中央的会议上要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后来，毛更推出陈伯达在天津小站搞的经验：陈一下去，就搞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什么“夺权”、“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词汇都是从这里创造的。毛多次举例表彰，批转全国，倍加赞赏。

毛泽东提倡蹲点，刘少奇率先行动，响应者寥寥。刘对那些借故推托不肯下去的同志十分不满。1964年夏，他指名道姓批评了许多高级干部。例如，他对江苏省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说：“你就是背起个包袱，你是老江苏，省委书记做了十多年，自以为了解江苏的情况。我就说你了解的情况比十年前少了，不是多了。因为十年前农民是个体经济，跑到乡下去，还可以听到老百姓讲话，群众的意见容易反映上来。经过十年，你对阶级斗争的情况，对群众中、社会上的情况，了解得少了。”江承认如此，刘追问：“那你为什么不下去蹲点呀？”这种单刀直入，未免使人难堪。刘还要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下文：“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地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司局长。”不多日子，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位司局长都下去了。毛泽东知道后，在几个省讲：“我多次叫你们下去蹲点，你们不听。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

根据刘少奇一贯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地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

他说：敌人越打越少是客观规律，老死也要死完的。如果越打越多，肯定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打错了。

1964年7月，“四清运动”大规模展开，刘少奇说：“‘四清’是阶级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

如果这句话还没说清性质，那么下面的话再清楚不过了：“我们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任务，‘四清’和‘五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时，要把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并且加以解决。”这就是说，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四清”的主要目标是“四不清”干部，“对于‘四不清’的干部（他们不是敌人——原文），我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并解释道，“少捉人，一个不杀，矛盾不上交，处分干部在百分之一二”，而且是在“县以上范围掌握比例，不是每个公社都有百分之一二”，就是占百分之一二的这些“犯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也可能改正错误，如果一时不能改，只要他不进行破坏，也可以。也还是团结的对象”。显而易见，刘少奇是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归为人民内部矛盾。

刘少奇不同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把敌我矛盾当作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说，他是把“四清”作为一场教育运动，认为“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他要求广泛普遍地发动群众，经过５年在全国搞一遍，每个村一个冬春，一批一批搞。干部统统分批下去，掌握政策、指导运动、了解民情，使每个地方、每个干部都受到教育。干部和群众、领导和被领导、工作组和被检查的干部普遍自我教育。这就是所谓的“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是教育，通过教育达到团结，通过教育深入群众，防止蜕化，扫除特权，也打击了敌人，达到“防修”的目的。刘要求干部“统统上楼、个个洗澡”，人人过关，批判严一些，触及疼一些。充分发动群众，“扎根串联”，“揭深批透”。

刘少奇历来主张“解决人民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必须允许群众采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的问题。不允许小民主，不经常采取小民主办法，势必要来个大民主”。他提倡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建立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充分发扬民主，又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根本。

刘少奇搞的社教运动，声势浩大，要求很高。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打击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分子，要反对的是等级分化和权力异化。就是再扩大化，也只是一场广泛的教育运动，通过“小民主”，达到群众和干部互相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

尽管，刘少奇也附和了毛泽东“根子在上边”的指示，但只限于公社和县一级。同时，他又强调矛盾不上交，一切矛盾就地处理，分别化解，也可以说是矛盾下放，从而阻止了无止境地追“上面的根子”。他也坚持了毛泽东“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危言，但并不意味是指在敌人手里。他的意思更多是从党性出发。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讲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本宗旨是为劳动人民谋利。不服从工农意愿，甚至违背民意，强迫民众，这些年还办了损害群众之事，还叫共产党吗？这样的政权不是人民的政权！显然，这是指不符合或违背政权的宗旨。

毛泽东“完全赞成”声势浩大的运动方式，并要求“迅速实行”。196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后十条”，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是反复向群众请教的结果。鼓励王光美再下去，并派他的秘书林克和卫士同去一个大队。

1964年11月，王光美第二次下乡，到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后十条”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基层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有枣无枣打三杆”，打击面太宽了。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正好安子文也由山西写来报告，批评工作队有“洪洞县里没好人”倾向。刘少奇立即批转全国：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中共中央华北局随即通知王光美在人民大会堂向各省负责同志汇报纠正“左”的倾向，解放大多数的做法。

“后十条”在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这个文件的内在矛盾：它一方面指出敌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一方面又提出“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前者是解决敌我矛盾，要夺权，后者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教育。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开始时几乎完全一致，一样的目标，一样的积极，一样的感情基础。运动中期，呼应烘托相当默契，彼此非常满意，但没有持续多久，潜在的矛盾终于表面化了。

亲密战友的分裂

当初，恐怕连毛泽东和刘少奇自己也未必感到分歧有多么的严重，在制定“二十三条”时，似乎一夜之间突然爆发。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薄一波的回忆录对这次会议的内容记载得十分详细。本文主要根据刘少奇向刘源的简述，以及“文革”后安子文对刘源的三次回忆来论述。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在这一天和以后多天的会上会下，毛对刘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讲的是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下，“四不清”干部都变成敌我矛盾了！刘少奇不同意这一提法，缓和地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仍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敢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文革”一开始，张霖之同志首当其冲，惨遭酷刑拷打，成为第一位死于“革命行动”的部长级高干。

至“文革”中，刘少奇依然想不通：“不错，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不是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运动。不能总要找出敌我矛盾，一棍子把人打死。”

毛刘的这一段对话，点到了分歧的本质。

令人不解又值得思索的是：上文讲及1963年决定发动社教运动的会上，正是毛泽东强调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大讲“阶级斗争”（后来证明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运动搞了一年多，此时，又是刘强调“教育”，毛大讲“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出现奇特的颠倒。仿佛一个由理性趋向狂热，一个由理性走入现实；一个升温，一个降温。太富戏剧性了！

我们必须请读者搞清一个极端重要的差别：刘少奇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指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变质分子外，还包括由一般性贫富差异被误认为阶级分化而来的“新生资产阶级’，而更多的是指领导意识、思想路线有不同意见的当权派。从自觉不自觉执行新民主主义方针，反对超阶段主张，扩大到对反映基层呼声，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直至有意见分歧，哪怕只是积极提出善意的不同建议者，都可任意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判为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执意反对这一提法的原因。

刘少奇本是在”很小规模“的会上提出不同的工作意见，却没料到真的被毛视为”政敌“了，说明刘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恰恰因此，他最终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自身成为他预见的典型，从反面证明了他的正确。毛泽东的错误，导致绝大多数”当权派“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批判、冲击。揪斗夺权，罢官劳改，元勋蒙难，冤狱谝地，被侮辱迫害致死致残的千千万万……历史又证明了刘少奇的正确。

这次会议原定是交流、总结经验。会前，邓小平出于好意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这使毛恼火。同刘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1965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那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况，还通知王光美也参加。选举结果，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他到北京厅时，发现王光美也在场，愣住了。王是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心情很紧张。刘坐在对面，与她四目相望，不好交谈。毛泽东不满地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达就行了。”又转脸向刘少奇：“你在安源不是一个人吗？”刘说：“有群众。”接着毛严厉批评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扎根串联，搞神秘化”。他老人家忘记了“工作队领导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条文是他亲自批改强调的！毛对刘严厉批道：“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又讲必须同群众见面，广泛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前面批刘“人海战术”左了，后面又批刘右了，让人摸不着头脑。

毛泽东的这通教训，是否对刘少奇纠正“左”而发，还是因别的什么反感才出尔反尔，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几年后，毛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并对美国作家斯诺讲道，正是此时，他决定打倒刘。

毛刘争执，闹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无所适从。安子文请出开国元勋们从中缓解。陶铸、安子文也到住宅给刘提意见。刘少奇顾全大局，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征求意见，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政治局开会时，刘又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矛盾继续向对抗方面发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许只是此刻，毛才横下心来。

综上所述，再重复概括起来，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要分歧：毛强调的是打倒由阶级分化（当时生产资料已全都公有化）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及其走资派，刘强调的是消灭由等级分化（随时都有权力异化的危险）而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毛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并无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刘反对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毛要解决的是敌我矛盾问题，刘要解决的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多种矛盾，即“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毛主张针对敌人，打倒对立面，消灭对立面，孤立一小撮，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刘主张针对自己人，扩大教育面，团结教育面，解放大多数，是一场“广泛深入”的教育。

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形左实右”，是针对刘搞的运动，要“割掉封建尾巴”，开展大规模教育，被毛视为“打击一大片”（形左）；而刘并不是要打倒、消灭毛认定的敌人，在毛看来，就是“保护一小撮”（实右）。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在本质上完全是南辕北辙，有天壤之别。▲◆★●■☆
南海生变 奥巴马急招东盟首脑围堵中国★★★★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2/21/4809512.html

多维 2015-12-21：南海话题再次成为热点。美军B52轰炸机进入中国华阳礁2海里范围内、菲律宾单方提起南海仲裁案，更让舆论意外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与东盟（ASEAN）协调，最早2016年2月在美国举行会晤，欲在南海问题上牵制中国。

政治挑衅。菲律宾总统阿基诺（Benigno Aquino III）21日称，计划2016年卸任时为菲律宾留下一支更强大的武装部队，以应对南海的海上挑战。阿基诺曾承诺在截止2017年的五年任期内投入约839亿比索（17.7亿美元）加强菲律宾军队。这项支出计划2015年方获批准，意味着计划中的大部分资金将于未来的几个月内支出。

路透社称，阿基诺没有具体提到南海争议，但上述装备被菲律宾军方指定用以保护菲律宾的领土权。“我亲眼见证了军队在保护和平与稳定方面如何变得更强大和有效，这是增强菲律宾信心的关键。”阿基诺强调，亚洲的“一些”国家在南海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一直在增加国防支出，美国与日本则正在帮助菲律宾发展武装力量。

美军B—52战略轰炸机

与此同时，应菲律宾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公布了实体问题口头听证的庭审实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1日回应称，中方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一再表明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仲裁庭对本案完全没有管辖权，也恰恰说明所谓仲裁案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其目的不是为了解决争议，而是妄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

洪磊表示，中国的领土主权只能由全体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任何其他人和机构都无权处置。在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上，中国不接受任何诉诸第三方的争端解决办法。中方敦促菲方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改弦易辙，回到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的正确道路上来。

美日布局。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正在与东盟（ASEAN）协调，最早将于2016年2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阳光之乡”（Sunnylands）举行首脑会谈。东盟内部对于积极开展海洋战略的中国存在不同态度和立场，美国希望巩固东盟的团结。此外，美国还将呼吁东盟各国协助和参加在10月达成基本协议的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

日经中文网认为，2015年11月，奥巴马刚刚在吉隆坡出席东亚峰会时与东盟各国首脑进行了会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再次会谈实属罕见。据美国政府官员透露，正在考虑将会议地点设在“阳光之乡”。这里是美国著名的疗养胜地，奥巴马曾在2013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会谈。美国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动用“阳光之乡”，可以看出美方对此次会议志在必得。

东盟在对华态度上并非态度一致。在11月的东亚峰会上，部分东盟国家批评了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的行为，但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柬埔寨和缅甸则置身事外。奥巴马希望通过与东盟首脑的会谈，加强东盟内部团结，强化对美关系。

奥巴马将TPP视为美国与东盟合作扩大的基础。目前，参加TPP的东盟国家只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4国。同属东盟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也对参加TPP显示出积极态度，奥巴马可能会表明美国将提供支援的方针。此外，美国还将推动各方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行为准则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为基础，对南海发生的争端和改变现状的行为进行法律约束。

共同社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Abe Shinzo）12月与印度和澳大利亚两国首脑举行会谈，欲加大力度推动日美澳印4国之间的安全保障合作。安倍曾提出“安全保障钻石构想”，即通过四国合作来保护日澳印与美国夏威夷连接形成的菱形区域。这是剑指中国海洋活动的措施。

钻石构想是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2012年12月提出。文中对中国加强对南海的实际控制表示关切，称“看上去像是变成了北京的湖”，同时透露“正在描绘保护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钻石形海域的战略”。具体来讲，日方将通过让海上自卫队定期参加美印两国海军的“马拉巴尔”联合演习，使得三国防务交流更加活跃。对于日方定位为“准同盟国”的澳大利亚，则将为顺利实施联合训练加快新协定谈判，带动日美澳合作向前迈进。

安倍重视构筑以美国的威慑力为核心的合作机制。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安倍在12日的日印首脑会谈中，提到日美印的英文首字母组合，称将“推动JAI的合作”，安倍发言中意识到“JAI”在印度语中意为“胜利”。不过，安倍能否通过日美澳印的合作来使得中国做出妥协尚无法预料。▲◆★●■☆

 

摩根再爆“红色名单” 王岐山神隐于此？★★★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2/05/4765120.html

多维 2015-12-22：美国媒体近日披露了一份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2015年4月向美国调查人员提交的文件，显示该行内部“子女”项目下雇佣的222名员工，以及推荐这些员工的人的身份，其中99名员工由中国官员或国企高管推荐。

这条消息瞬间将“美国监管部门调查摩根大通雇佣中国‘太子党’事件”拉回人们的视线。从2013年开始，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司法部、美联储纽约分行等在内的相关监管机构开始调查6家美国银行在雇佣中国执政权贵家庭子女及亲属方面是否为有违《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其中以摩根大通的“子女”项目最为引人关注。

这个项目从2006年起成立，主要向银行客户、商界领袖及中国政府官员的子女提供临时职位，工作地点主要在香港和大陆。多家国际媒体在此前的报道中指出，“子女”项目设立的原意很明显，就是为了保障摩根大通在中国所进行的商业交易，透过聘用具有“关系”的候选人，达成所谓的“利益交换”。

这一次美国媒体披露的文件是目前为止有关摩根大通“子女”项目，与该行在中国业务重叠部分的最详细记录。文件显示，“子女”项目下雇佣的大部分人多来自中国政商精英的推荐，其中由政府官员或国企高管推荐的人数占45%。

文件列出曾推荐候选人的中国大陆官员包括：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郭利根、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高管孙家康、时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会长的高西庆。

《华尔街日报》表示他们第一时间向上述官员求证此事，得到的反馈是三人否认、三人不予回应。

倒是香港方面率先有了反应：文件的推荐人名单中还包含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副总裁彭醒棠，他曾向摩根大通发送自己儿子的简历。

这一点得到彭醒棠本人的证实后引发了香港舆论关注，因为香港金融管理局正是参与协助调查摩根大通“子女”项目的监管机构之一。不过香港金管局12月2日表示，他们经过调查认为彭醒棠的行为“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分管发展事务的彭醒棠并不参与对摩根大通的监督控管，也不直接与该行打交道。

但是，香港金管局的发言人同时表示：“我局认识到这可能会引起公众看法问题。我局将告知工作人员，即日起所有金管局职员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金管局监管的机构转介任何人。”

香港发生的风波只能算是个小插曲。美国媒体披露的文件当中，真正能挑动中共与国际媒体敏感神经的是具有鲜明“红色家族”背景的金融企业。而这，也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国内的反腐形势。据国内媒体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单独在媒体亮相了，而根据以往的经验，每当王岐山“隐身”，就会有“大老虎”出现。自11月2日王岐山在媒体上消失后，仅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公布“纪律审查”消息就至少41条，4名部级领导落马，其中包括北京、上海两块政治高地的首虎。

特别是上海副市长艾宝俊、证监会副主席姚刚落马后，外界普遍预测金融领域的反腐风暴会不日来袭。现在，泰康人寿等金融企业因为摩根大通的“子女”项目出现在媒体端，无疑会令它们接受舆论的“全方位扫描”。其中泰康人寿近年来一直策划在香港IPO，作为摩根大通的潜在服务客户，在推荐人名单的数量上高居榜首无疑是让自己头顶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看点还不止这些。摩根大通在被调查的时期内，参与了12家中国公司的赴港IPO项目，其中包括了2010年中国农业银行220亿美元的大型IPO。在这个时间前后，摩根大通聘用过农行向其推荐的实习生。

而正在进行的2015中央第三轮巡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赫然在列。这似乎就是在向巡视组“爆料”。

美国媒体披露的这份名单，可以看成是中国高官后代在投资银行界遍地开花的一次再确认。根据国际媒体的报道，当下几乎所有跨国投资银行的资本市场部门都被太子党“攻占”，成为海外集团赢得中国业务的一枚棋子。这样的故事背后是否存在腐败的影子，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改革与反腐，进入攻坚阶段就是要直面利益集团，而最大的利益集团可能就是像这种有背景的人。随着美国监管部门对摩根大通调查的推进，其下一步释放的信息会不会成为打虎路上的“意外收获”，所谓的“太子党推荐名单”会不会成为王岐山触动利益集团的“破风手”，已经成为中国反腐大业接下来的一大看点。▲◆★●■☆

 

传公安部带走数十券商高管 傅政华督查★★★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2/05/4765284.html

东网 2015-12-05：有消息人士透露，公安部已任命副部长傅政华负责证券公司的腐败案件，现已有数十间证券公司的高管人员被警方带走，均涉嫌在早前股市大幅波动期间进行内幕交易或其他违法行为。

美国传媒近日报道，内地当局正对证券业是否在6至7月份股市波动，有否相关的违法行为展开调查。报道引述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傅政华正督办相关调查，已有数十名证券公司高管被带走调查。

知情人士又指，傅政华是在7月初主持一场会议时明确表示正在指挥调查，该会议亦是证券监管机构、警方与中纪委官员讨论证券业调查问题的首次会议。 ▲◆★●■☆

 

2006年之夏的上海社保风暴 陈良宇案历史的回顾（一）★★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2/05/4764460.html

财经 2015-12-05： 在陈良宇的审查报告中，提到了一项开庭没有涉及的内容，“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报告称，1991年初至2006年案发前，陈良宇利用职权玩弄女性，先后与两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致其中一人三次怀孕，并要求对方做人工流产。在此期间，陈良宇又与其他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陈良宇还利用职权为这些女性及其家人安排工作、获取利益等提供帮助。本文摘自2008年第7期《财经》，作者王和岩、赵何娟、季敏华，原题为《审判陈良宇》。

2008年3月25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天津市二中院出庭受审

大幕将要关阖之际，主角登场

启幕于2006年之夏的上海社保风暴，波及上海政要、国企高管、民营富豪近30人。经历了漫长的近两年的侦查和审理之后，终于在2008年3月25日迎来了最高潮——开庭审理陈良宇。

3月24日下午，61岁的陈良宇从北京秦城监狱被押往天津。自2006年9月24日因牵涉上海社保案“落马”，一年半以后，这位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终于首次面对公众，踏上接受司法审判之途。

作为上海社保案中级别最高的涉案人，陈良宇受审，意味着轰动一时的上海社保风暴即将尘埃落定。

对于承办此次审理的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时刻。为迎接这位“大人物”的到来，天津二中院早在数日前就进行全面准备：卫生防疫部门前来检查防疫情况，电力部门前来检查线路，为确保安全，警察还带着警犬把法院内外嗅了个遍。一位为安保辛苦忙碌多日的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笑称：“说是保密，可是连狗（警犬）都知道陈良宇要在二中院受审了。”

3月25日，星期二。清晨4时，天色未明，天津二中院就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院里院外警力密布。

二中院位于新围堤路，正门之前并不是交叉路口，也无红绿灯，此时也站着两名交警，指挥来往的车辆。位于湘江道的法院后门，日常是律师和当事人进入法院和立案庭的通道，此时门口设了两个岗，一边站着一名警察，旁边停靠数辆警车，十几名警察驻守四周。

北方初春的清晨，天很蓝，阳光很亮。冷冷的北风刮过，让人感觉到瑟瑟寒意。7时55分，警察拦住了所有过往车辆，包括骑自行车的人也都被截住。随即，记者看到，从西南边的立交桥上驶来一列警车打头的车队。

霎时，四周都安静下来，只听见“唰唰”的车轮声由远而近。一辆，两辆，三辆……共有九辆汽车驶进二中院。

排在第三辆的是一台特别的面包车，车窗全是白色的，被屏蔽得严严实实。陈良宇就坐在这辆车里。

庭审被安排在天津二中院能容纳30多人的一号法庭，但旁听席并未坐满。这些旁听人员主要来自中央纪委、最高检和最高法。另有吉林来的一些检察官。因为陈良宇案最初是由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负责侦办，此后移交天津二分检起诉。

据旁听人员介绍，庭审现场没有媒体记者，也没有家属到场。陈的妻子黄毅玲尽管到了法院，但因为自身同案情有关联，未能进入法庭。

上午9时，陈良宇出现在被告席上。他一身藏蓝色西装，没有打领带。离开权位后，还有半年才满62岁的陈良宇两鬓斑白，但精神尚可。

公诉方来自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出庭支持公诉的共有六名检察官，由天津二分检的检察长张平发亲自带队出庭，可谓阵容强大。为了此次公诉，检察院和法院提前进行了多次演练。审判长则由天津二中院主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董晓新亲自担任。陈良宇的律师，是来自北京的高子程和刘立目。所有进出法庭的人都经过了二至三道安检。

公诉方指控陈良宇犯有三宗罪——受贿、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其中受贿四项，总计收受金额折合人民币239万余元；滥用职权为两项；玩忽职守一项。

庭审至中午12时暂时休庭，下午1时30分继续开庭。由于控辩双方存在一定争议，法庭辩论进行了两轮。

至下午5时，庭审全部结束。审判长宣布休庭，没有当庭宣判。次日，陈良宇被押回秦城监狱。

据旁听者介绍，在整个庭审过程中，陈良宇始终保持平静，精神状态良好。对控方的指控也给予配合。律师发表的辩护意见大意为“事有前因，建议从轻处理”。

庭审结束前，审判长表示：“合议庭注意到，陈良宇整个庭审过程中，认罪态度很好，回答问题实事求是。控辩双方一致认为，陈良宇配合工作，积极退赃，合议庭在合议后会积极考虑的。”

伸手被捉

从直接受贿到变相为家人谋利，陈良宇的受贿金额计为239万余元

陈良宇是天津二中院审理过的最高级别官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继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之后，第二位因腐败犯罪被司法审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根据检方的指控，陈良宇所犯受贿罪，主要是利用职权为他人在项目审批、资金安排、招商合作、土地规划、职务升迁等方面提供帮助，由其本人或通过家人收受财物，总计折合人民币239万余元。

具体四项受贿分别为：其一，接受港商杨崧才五次行贿，共23万港元、10万元人民币。为此，陈良宇利用职权，帮助杨崧才的香港财捷投资有限公司在投资上海闽江饭店的项目上获得利益。

据《财经》记者了解，杨崧才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上海发展的港商之一。当时陈良宇任黄浦区区长，进行旧城改造，许多房屋被拆迁，其中包括闽江饭店。而正因得到陈良宇帮助，杨崧才此前才得以合作经营闽江饭店，并在后来的拆迁补偿中获得2,100万元的利益。

其二，陈良宇同意妻子黄毅玲在邱长清任总经理的上海MWB互感器厂挂名，并不实际工作却获取薪酬。从1996年至2006年间，邱长清共支付黄毅玲“工资”43万余元人民币。

其三，陈良宇要求申花集团原董事长郁知非安排儿子陈维力在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挂名副总经理，不实际工作，却获取“薪酬”；同时，郁知非还为陈维力办理公司信用卡，供陈维力个人消费。以上两项总计35.2万元。为此，上海市财政支持申花集团4,238万元。

其四，陈良宇同意上海新黄浦集团原总裁吴明烈为陈良宇的父亲陈更华换房。新换住房同旧房差价大约为93万余元。此外，陈良宇的家人还接受吴明烈的安排出国旅游，吴明烈用公款支出34.2万元。

以上四项受贿罪行中的第三项，即郁知非为陈良宇儿子支付的总计35.2万元款项，其中有10万元被公诉人指控为索贿。而依据中国《刑法》，索贿属于从重情节。

庭审中，陈良宇的辩护律师对郁知非为陈维力办公司信用卡的索贿情节提出了异议。

据旁听者介绍，法庭调查显示，陈维力在上海申花任挂名副总经理后，有一次郁知非请陈良宇吃饭，陈维力并不在座。餐后郁知非用公司卡结账。陈良宇当场问郁，其子陈维力是否有这样的卡？郁知非随后立即给陈维力办了一张卡，陈维力坦然受之。律师认为，当时陈良宇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足以认定为索贿。

陈良宇当庭也表示，自己当时只是问问儿子是否有这样为公事结账的卡，并没有别的想法。这是整个庭审过程中，陈良宇发表的有限的意见之一。

“玩忽职守”

依仗哥哥陈良宇，弟弟陈良军非法获得600亩土地使用权，获利1.18亿元

从检方指控可知，陈良宇还曾利用职权，助其弟弟陈良军从土地交易中获得暴利。此罪被控“玩忽职守”，并使得其弟弟陈良军获取巨额非法利益。

陈良宇兄弟三人，陈良宇为长兄，陈良军是相差九岁的小弟，自小最受父母疼爱。据上海市政府一位老干部回忆，陈良军跟陈良宇性格、相貌并不十分相似，平日跟人打交道并不很热情。他早年也曾创业，开过饭店，但未有所成，后追随上海房地产的民营老板周正毅，逐步熟悉了炒地炒股。

2002年至2003年，陈良军想在上海市宝山区拿到一块土地，并多次找宝山区区委领导帮忙。后者请示陈良宇，陈同意并表示“按规定办，把好关”。后来，此地未经评估便轻率出手，经手人包括宝山区相关官员，以及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副局长殷国元、土地利用处处长朱文锦等。结果非法出让600亩土地使用权给陈良军，并违规享受旧城改造项目100多亩，由此造成的国家损失即达3,400多万元。此后，陈良军将600亩地使用权转手倒卖，非法获利1.18亿元。

据《财经》记者了解，陈良军在宝山区拿到的这块地，位于高镜镇。宝山区是上海东北边新兴起的一个城区，以大型聚居区域为主，目前已有三条轨道交通与市区相连。高镜镇则是宝山区最南部的镇，也是距离市区最近的一个镇。该镇东有逸仙路高架和明珠三号线延伸线经过；西有共和新路高架和地铁一号线延伸线，颇受地产界关注。同时，高境镇还靠近杨浦大学城，包括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知名院校都位于此，市重点中学如复兴高级中学、同济实验学校，以及上海交大附中等也都位于此。随着市内动迁户不断迁往高镜镇，大家都习惯于把高镜镇当作市区的一部分。

2002年至2003年间，该镇的土地尚未大量开发，很多地产商正是看中这里的开发潜力，选择在此处屯地，以致一直默默无闻的高镜镇在进入2004年后，房产开发出现一个高潮。陈良军获利1.18亿元正是源于这轮房地产开发高潮。

陈良宇案发后，殷国元和朱文锦先后因为涉嫌犯罪被捕。殷国元被诉四宗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滥用职权罪以及私藏弹药罪，但截至目前尚未开庭；朱文锦则因为受贿近400万元以及非法批租土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据悉，今年53岁的陈良军也已经被捕，涉嫌非法倒卖土地，该案目前尚未进入审理程序。

在陈良宇案的庭审中，辩护律师提出，在陈良军倒卖土地问题上，陈良宇只应负领导责任，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控辩双方对此一时争执不下。

此时，陈良宇主动对律师说：“你们别争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

滥权社保案

通过时任上海某高级领导秘书的王维工，张荣坤邀请陈良宇用餐，席间谈定收购沪杭高速一事

陈良宇被检方指控的两项滥用职权罪行，均与上海社保案直接关联。

其一，陈良宇为不法商人张荣坤获取10亿余元社保贷款提供便利。

根据张荣坤案审理时吉林检方对张荣坤的指控，2002年1月，由于看上了上海城投总公司欲出手的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经营权，张荣坤通过时任上海主要领导秘书王维工，邀请陈良宇一起用餐。席间，张提请关照，陈当即表示支持（参见《财经》2008年第1期封面文章“还原张荣坤”）。

席间一诺，陈良宇在帮助张荣坤收购路权一事上颇见效率。2002年3月26日，在上海市政府一号贵宾厅，上海路桥发展公司股权转让给张荣坤福禧投资的协议签字仪式即告举行。陈良宇出席，相关委办局领导也悉数到场，场面极为盛大。

社保案发后，有关部门调查显示，陈良宇在上海路桥转让过程中，违反有关重大事项集体决策的规定，亲自主持召开协调会，提出审批程序不能复杂、审批程序时间要快、转让价格要按低标准、延长经营年限等明显有利于张荣坤的要求，致使有关职能部门不能正确履行职责，造成国有股权低价出让，国有资产损失3。21亿元。

而张荣坤以现金10.15亿元加承债21.92亿元的代价，接手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路权，其资金来源之一便是上海社保资金。上海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的起诉材料显示，2002年夏天，经上海电气副总裁韩国璋、华安基金总经理韩方河介绍，张荣坤结识祝均一，并于当年10月获得上海社保局第一笔2亿元借款。此后，张氏更以高速公路为融资工具，累计向上海社保借款34。5亿元。

根据祝均一在法庭的辩护意见，相关贷款大都得到了陈良宇的批示，并经过市政府会议讨论决定。

其二，陈良宇另一项滥用职权犯罪，则源于中国华闻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华闻控股）所获上海社保的10亿元委托贷款。

2004年初，因与张荣坤竞争收购上海路桥失败，华闻控股着意寻求上海滩的政商门径。有关部门调查显示，华闻控股为了利用陈良宇的职务影响，发展其在上海的业务，邀请陈良宇之子陈维力到该公司任职，得到陈良宇同意。同年下半年，华闻控股请陈维力帮忙从上海市社保局贷款。陈维力让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帮忙，秦裕经请示陈良宇同意，两次出面协调此事。同年12月，上海市社保局违规批准了10亿元贷款给华闻控股所属企业。

此后，华闻控股聘请陈维力在其下属的中体传媒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并挂名香港华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领取高额薪酬。据悉，时年33岁的陈维力，年薪总计为100万元，其中从中体公司获40万元，从香港公司获60万元。

有陈公子加盟，“华闻系”在上海滩声势与此前大为不同，继而在2005年初，用所获上海社保贷款，发动了对上市公司新黄浦置业（上海交易所代码：600638）的一轮杠杆收购。

在华闻入主之前，新黄浦集团持有新黄浦置业6.18％股份，其中直接持有3.26％，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2.92％。此外，它还代黄浦区国资委持有后者35.22％股份，行使管理权。

2005年2月4日，新黄浦置业发布公告称，上海市黄浦区国资委与中国华闻投资控股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向华闻控股子公司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新黄浦集团75％的股份，价格为36,180.2万元，新华闻投资由此成为新黄浦集团控股股东。2月23日，吴明烈成为新组成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并出任总经理。12月12日，新华闻投资再次收购了新黄浦集团18.18％的股份，总价4.25亿元。

事后的司法指控证明，在对新黄浦的杠杆收购中，原华闻控股常务副总裁王政以1,000万元重金收买了陈良宇亲信、原上海新黄埔集团董事长吴明烈。这笔以奖金名义发放的贿款，终令吴氏在2007年9月被判无期徒刑，王政则以单位行贿罪名获刑三年。

社保案发后，“华闻系”的10亿元社保贷款由相关担保和重组方偿还，张荣坤的34。5亿元贷款则由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和嘉金高速的权益折抵，据张氏庭审中透露的信息，其尚欠上海社保以及相应股权转让税款4亿元人民币。（未完待续）▲◆★●■☆

 

2006年之夏的上海社保风暴 陈良宇案历史的回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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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均一身后

300余亿社保资金违规使用中，200亿流向了房地产开发。原社保局长因此被控滥用职权

就在陈良宇案开庭前五天，2008年3月20日，长春市中级法院以漏罪之名，再次审判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

此前的2007年9月23日，祝均一因受贿、挪用公款以及滥用职权三宗罪名，被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8年。时隔三个月之后此番追诉，罪名仍为滥用职权，但案情所指涉及上海地方社保制度下的城镇保险资金。

据《财经》记者了解，上海城镇保险基金即小城镇保险，简称“镇保”。“镇保”是由上海市政府设立的一项社会保险基本制度，从2003年开始全面实施，它不仅有基本保险部分，还有补充保险部分，是基本保险的社会统筹和补充保险的个人账户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社会保险制度。

“镇保”的基本保险部分目前包括了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保险；“镇保”的补充保险部分，包括补充养老、补充医疗保险和被征地人员生活补贴等用途。

祝均一的起诉书显示，上海的城镇保险基金已经高达上百亿元，而祝于2004年5月1日至2006年7月17日间，擅自决定将城镇基本保险基金98.07亿元、城镇补充保险基金60.49亿元，以委托贷款、信托等方式投入运营，违规运营金额达158.56亿元。长春中院以此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与三个月前已经认定的受贿罪、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罪，一并数罪并罚，但仍执行原判有期徒刑18年。

也正是在此番祝均一案的追诉中，国家审计署2007年86号《上海市社保基金运营及管理情况专项审计报告》被披露。该项审计报告的结果显示，上海市违规运营数额最大的是企业年金基金和地方性社保基金，分别高达132.73亿元和175.91亿元，占违规运营金额总额的93％。

这些违规资金的主要流向，正是房地产业。

国家审计署查明，截止到2006年7月，上海社保对44家房地产企业贷款余额201.25亿元，其中向永德等12个别墅项目贷款25亿元；并且随意放宽贷款条件，发给不符合国家房地产开发政策条件的36家企业，发放贷款159.07亿元。

此番外界矛头直指，在2004年至2005年国家宏观调控之际，银行信贷收紧，上海社保资金成为上海乃至华东地区某些房地产公司重要融资来源之一。多家地产企业都曾经从上海市社保局获得数额不等的贷款支持，以缓解资金链紧张状况。

对祝均一的此番追诉，正值陈良宇案开庭前夕，该案或可旁证对陈良宇执政期间的重大过失，对陈案的认定也有某种影响。因为在历次庭审中，祝均一多次强调，上海社保基金（包括镇保基金）的使用均经过上海市政府，并非由其本人专擅。

从黄浦区长到主政上海十余年间，陈良宇政绩之根本，正是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房地产业，其本人则一直被视为上海房市背后的坚强后盾。2004年，上海房地产市场不断出现“泡沫”之声时，陈良宇借会见香港访问团之机，公开否认上海楼市出现严重泡沫。

事后可知，上海政府系属逆中央调控政策而行。以社保基金向地产业注资，陈氏阳奉阴违的政治态度成为其一朝倾覆的直接原因之一。

发迹之途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城市建设全面启动，任职黄浦区长的陈良宇牢牢抓住了这个展现政绩的机会

“胆子大，态度强硬，能办事，也能闯祸。”听闻陈良宇案开庭后，一位老干部这样对《财经》记者评价陈良宇。

据了解，这样的看法在上海政界相当普遍。社保案的事实亦证明，陈良宇专擅跋扈的性格，终令其30载仕途归于沉沦。

陈良宇祖籍浙江宁波，1946年10月出生于上海。除去1963年8月至1968年8月在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筑系结构专业学习的五年，以及毕业后头两年在解放军6716部队当兵锻炼，陈良宇人生中53个春秋都是在上海度过，直至2006年9月案发被带至北京接受审查。

1970年9月，24岁的陈良宇结束了短暂的军旅生涯，返回上海，在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作。在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陈良宇在彭浦机器厂历任工人、设计员、基建科副科长。

在彭浦机器厂期间，1979年2月至1980年1月，陈良宇曾到同济大学工程结构系进修。

无法想像胸有大志的陈良宇早年不曾“追求进步”。据说是因为家庭影响，他未能在军队入党并晋升军官。直至“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得到重视的1980年，已届34岁的陈良宇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陈良宇由“普通一兵”进入领导岗位。1982年9月至1983年4月，陈进入市机电一局党校干部轮训班学习；1983年3月到1984年3月，担任上海彭浦机器厂副厂长、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一年甫满，又升任上海电器公司党委书记；在这个位子上待到第十个月，即1985年1月，陈良宇调任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正式踏入官场。

当时的老干部局是新设部门，在多数人眼中算是闲差，但陈良宇的命运从此获得重大转机。陈良宇“慧眼独具”，看到了这个职务中蕴含的人脉资源，工作干得尽心尽力。上海市政府一位咨询专家对《财经》记者说，陈良宇任副局长期间主要分管基建，他在为老干部解决住房，建活动中心等问题上都竭尽全力。当时从中央各阵线上退下来的老干部对陈的工作都非常满意，因此仅一年就升任局长。随后，在诸多老干部的推荐和市委领导的提拔下，陈良宇于1987年2月从老干部局局长平调至上海市黄浦区任区长。

被称为上海门面的十里外滩，位于黄浦区辖内。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城市建设全面启动，任职黄浦区长的陈良宇牢牢抓住了这个展现政绩的机会。他大力度引进外资，亲自策划实施了黄浦区旧城改造；对于迅速改变上海对外形象的外滩照明工程，更是不遗余力。

数年间城市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陈良宇重要的政治资本，在仕途上也扶摇直上。他1992年1月获英国政府提供的“志奋领奖学金”，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学习一年。然而学业尚未结束，已逢上海党政领导换届。陈良宇立即提前返回上海，于当年10月获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两个月后，便升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陷落“黄浦帮”

任人唯私的“小圈子”作风，最后连带陈良宇走向末路

黄浦区任内，陈良宇开始显露用人大胆、任人唯亲的官场性格。此后上海政坛上呼风唤雨的“黄浦帮”，亦在此时成形。

陈氏干将吴明烈，从区内一街道办副主任，被破格提拔为黄浦区房地管理局局长。在区内旧城改造及外滩照明工程中，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与企业谈判的任务基本由其完成。

郁知非当时任黄浦区一个小街道成立的集体制企业三灵电器厂负责人。这家企业经过集体改制后，三灵电器厂成为日后著名的上海申花集团。

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分管人事干部后，陈良宇结党之态更无忌惮。时任黄浦区副区长陈超贤已出现经济问题，政声甚恶，陈良宇却断然将其调任长宁区区长。

前述老干部表示，陈良宇看上去提拔了很多年轻有抱负的干部，但这种提拔并无严格标准与正常程序，首要标准就是与他个人关系好。比如陈良宇喜欢体育，出任市委书记后，就将他原来的网球教练、一名区级学校的体育老师提拔到市政府办公厅任职。

1995年1月，被称为学者型官员的秦裕破格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师入选上海市委办公厅，并开始担任时任市委副书记的陈良宇的秘书。此后陈良宇官运亨通，先是担任副书记兼副市长，当选十五大中央候补委员；继而从2001年11月出任市长，一年后又升任市委书记，并一步跃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秦裕亦一路当红，后来任职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人称“上海一秘”。但正是陈良宇的这一爱将，在1995年4月至2006年6月担任陈良宇秘书期间，涉嫌受贿680万元，并与四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2005年下半年，中央纪委主要领导同志在向陈良宇反馈中央巡视组意见时，指出上海不少干部对秦裕廉政方面的问题反映相当大，要求其选用党性强、作风正派的同志当秘书。陈良宇听不进去，还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秦裕没有问题，并在让秦裕继续担任其秘书一年后，于2006年7月将秦裕安排为上海市宝山区区长。

也正是因为陈良宇任人唯私的“小圈子”作风，最后连带其走向末路。上海市政府一部门负责人曾在部门干部教育大会上以吴明烈举例说，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慎交友，交友不慎，就会铸成大错，因此不要交损友、奸佞之友。“吴明烈同陈良宇交往二十几年，算是铁哥们，社保案发后，他把陈良宇交往二十几年的明细账交了出来，什么时候送陈良宇及其老婆什么东西，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十足一个损友。”

2006年7月，上海社保案发，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对该案进行调查，发现陈良宇身陷其间。2006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做出了对陈良宇有关问题进行初核的决定，中央纪委随即组织力量进行了初核；同日，秦裕接受审查。8月29日，秦裕被宣布免职。秦裕的免职昭示着陈良宇走向末路。

2006年9月23日，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举行。陈良宇率上海一干官员出席观看了比赛。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当日，起跑落后的刘翔在最后两秒奇迹般地追上了阿兰约翰逊，被称为“完美逆转”，轰动全场。

陈良宇或许能够预感，他的个人命运亦将从此“逆转”。

第二天，即9月24日，陈良宇赴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会议指出，陈良宇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会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对陈良宇同志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此后，中央对陈良宇的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调查。一年后的200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并作出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该审查报告指出，陈良宇在担任上海市黄浦区区长、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期间，滥用职权，支持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贷给不法企业主和有关公司巨额社保基金，危害社保基金安全；为不法企业主收购国有公司股权提供帮助，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利用职权在项目审批、资金安排、招商合作、土地规划、职务升迁等方面为他人谋利，本人或家人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以权谋私，帮助亲属在经营活动中获取巨额非法利益；包庇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

以上这些情节，在陈良宇案开庭中最终都逐一得到了印证。

值得注意的是，审查报告中，还提到了一项此次开庭没有涉及的内容，“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

报告称，1991年初至2006年案发前，陈良宇利用职权玩弄女性，先后与两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致其中一人三次怀孕，并要求对方做人工流产。在此期间，陈良宇又与其他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陈良宇还利用职权为这些女性及其家人安排工作、获取利益等提供帮助。（未完待续）▲◆★●■☆

 
2006年之夏的上海社保风暴 陈良宇案历史的回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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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损之间

昔日苦心经营、机缘际会，如愿位高权重、呼风唤雨，终因结党营私、专横跋扈，乃至沦为阶下囚，身陷囹圄，家族蒙羞

3月26日下午3时，陈良宇案开庭次日，上海卢湾区顺昌路经纬公寓18楼，陈良宇父母寓所的两个电铃都已无法按响。

轻拍防盗门许久，一个苍老的声音传了出来。门开后，86岁的陈更华出现在防盗门内。老人面色如墨，佝偻的身材已令人无法想象，这是当年身高一米八零的留美硕士。

老人的头脑依然十分清醒，在《财经》记者报明身份后，他准确地说出了一年前曾采访过他的另一名《财经》记者的名字。提及儿子陈良宇，老人的神色更显悲伤，声音哽咽低沉：“这些年他都在外面忙，我们对他的情况也很不了解。”

据陈更华好友、一位南下老干部的回忆，陈母李谋真精于医道；陈更华为上世纪40年代留美硕士，专业为研究金属疲劳；回国后操自由职业，是国内能修理医院X光机的极少数专业工程师，还为国外某知名船级社担任中国代理。

上世纪50年代，陈家所居公寓就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少说也有100多平方米的面积，显得非常敞亮。家具也很洋气，居然还有冰箱。”该老干部忆称。

陈良宇是陈家长子，曾是整个家族的荣耀。陈案发后，其弟陈良军、其子陈维力也都相继涉案被查，目前尚未有结果。

在3月25日的庭审中，陈良宇做了两分钟的最后陈述。“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上海人民，对不起我的家人。”他说。

昔日苦心经营、机缘际会，如愿位高权重、呼风唤雨，终因结党营私、专横跋扈，乃至沦为阶下囚，身陷囹圄，家族蒙羞。陈良宇命运沉浮足为世人所戒。（全文完）▲◆★●■☆